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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 中外专家学者国际论坛建言献策******

　　中新网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 孙自法)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主论坛，12月5日在清华大学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中外人工智能(AI)领域专家学者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这一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建言献策，并深入研讨交流。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技术经济学教授、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苏珊·阿西(Susan Athey)认为，大学在指导人工智能创新方面可以发挥优先引导的关键作用。由于私营部门的技术人员缺乏伦理、哲学方面的训练，难以开发出具有可解释性的算法框架，深化这类研究能够在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识别、建立开发实践框架、提供指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于数据可以带来巨大的规模效应，当前“软件即服务”的平台经济模式已非常普及。人工智能和数据需求可能带来“伪”市场集中，因此，未来对“机器换人”的预测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重新关注和思考人工智能如何用于应对老龄化等公共管理问题，使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服务变得更加高效。

　　国际人工智能协会前主席、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约兰达·吉尔(Yolanda Gil)指出，由于人类对智能机制认知不足、智能行为本身的复杂性、观测手段的有限性以及个体知识、职业、信仰、文化背景等的差异性，导致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工作，这需要跨领域、跨学科的共同努力。当前，理解人工智能机理和构建人工智能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研究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方面，理解人工智能机理需要构架“感知-思考-行动”的智能模型，加强对大脑思维机理的理解，建议借鉴神经科学研究联合体的有益经验，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研究数据库，形成全球共享的研究社区。另一方面，构建人工智能世界模型则需要建立在人类经验、社会习俗、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建议建立类似于自由协作式的知识库，通过全民民众参与，推动知识在全球层面共享。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张钹表示，由于深度学习等算法存在不可解释性，导致前两代人工智能算法存在着公平性、安全性问题和不可靠、不可信等缺陷。发展第三代人工智能关键在于发展可解释的、鲁棒的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开发安全、可信、可靠、可扩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数据驱动+知识驱动”构建支持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度学习平台，赋能人工智能安全与防御优化。从数据中真正获取智能要靠知识的帮助与引导，并需要政策法规对数据使用的正确规范，充分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四个要素结合，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鹏城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高文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处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阶段，至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总体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从战略问题看，中美欧三方在人工智能人才、研究、开发、应用、硬件、数据等方面竞争激烈，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战略政策、数据资源、应用场景、潜力人才方面具有优势，而在基础理论、原创算法、关键部件、国际平台、高级人才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从战术问题看，人工智能2.0需采用基于大数据的统计AI解决大规模AI应用需求，鼓励各种可能的强人工智能探索，“可解释机器学习+推理”和“仿生系统+AI大算力”是可能的技术路线图；在安全问题层面，强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模型的不可解释性、算法和硬件的不可靠性和自主意识的不可控性，人工智能2.0应采用DPI与“防水堡技术”解决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重视探索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并基于“理论-技术研究-应用”的阶段性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策略。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沈向洋表示，AI已经应用于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目前甚至在法律上也具有一定的应用，比如美国已经有很多法庭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法帮助判刑，包括决定刑期这样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无法理解一些AI决策的缘由。未来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只看见AI决策的“黑箱”，应该打开“黑箱”，探究和理解其中的具体内容和因果关系，我们一定要做可解释性的AI。同时，他提到负责任的AI应具备公平性、可靠性、隐私性、包容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的特点，作为新兴领域，还需要向其他领域学习，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张亚勤指出，“碳中和”是人类能源结构的又一次变革。“碳中和”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重大机遇。企业在“碳中和”背景下都面临转型增效的压力。人工智能+物联网是智联网，智联网可以赋能绿色计算，助力“碳中和”。智联网助力“碳中和”主要包括三个环节：首先，由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优化引擎来实现智能决策。其次，多参数全链系统配置优化。最后，通过多源多维异构感知融合实现智能感知。智联网可用于能源融合、降低ICT产业的碳排放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等。他还介绍了智联网赋能的绿色计算平台的框架，该平台包括人工智能驱动节能减排和高能效人工智能系统，应用路径包括绿色园区和工业节能。

　　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承办，国际支持机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论坛为期两天，设有三场主论坛、一场特别论坛和七场专题论坛。“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主论坛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主持。(完)

从四十七个开始******

　　——在中新社成立会上的讲话

　　廖承志

　　今天中国新闻社基本上是组成了。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五个人嘛！

　　中国新闻社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社呢？

　　我们在国外有1200多万华侨。他们过去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对象。现在帝国主义害怕他们，因为祖国强大了。华侨过去对中国革命作过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要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做出新的贡献。但是，现在反动派对华侨广播的电台，根据已经知道的就有八、九个之多，华侨受到反动宣传，受到威胁利诱和被分化。他们远离祖国，对祖国情况不了解，而且祖国的某些事情和他们还有一点小矛盾，比如土改。大的方面是不矛盾的，土改后提高农村购买力，对工商业，对华侨都有好处。但小的矛盾是会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美帝就利用这些小矛盾来大肆渲染，想以此来争取华侨。所以我们应广泛地团结他们，打破华侨中间的地域和政治宗派，打破一切关门主义。只要是爱国的华侨，不管他们过去做过些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只要现在不做了，都应该团结起来。

　　如果有人在华侨当中提出过左的口号，把进步的和中间落后的隔离开来，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这样就有失败的危险，美蒋就会利用这种矛盾，各个击破。

　　我们要建设新中国，争取国际友人的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华侨工作应该是争取国际友人的一个环节，这是不能违反的原则。这项工作，首先是组成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华侨大多数。因此，中国新闻社的任务是重大的。

　　目前国外华侨报纸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有一类报纸数量不少，但销路却是最少的，那就是特务报，它们是我们的敌人。

　　另一类报纸，可能有些编辑过去是亲国民党的，但是现在祖国解放了，他们本身受帝国主义压迫，如果投靠台湾，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因此，如果现在还有些中间偏右的，其中定有原因：一是过去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搞得不好；二是政治上糊涂；三是脚踏两条船。对这些落后报纸，我们不能谩骂，不要有清高思想，不愿写稿给他们登，好像他们登了，自己就受了“奇耻大辱”。我们应该给这些报纸写稿，他们能说新中国好，当然好；如果不说好的，只要不骂也好；如果不说好的，但能骂蒋也好。中新社要有这样的灵活性。

　　较进步的报纸，应该更好地阐明爱国立场，更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事件、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不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如报道“三反”、“五反”等。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了，有时恰恰对敌人有利。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国外的情况不同。中国已搞土改、合作社、集体农庄等，但如在国外也想这样搞，那就是教条主义。

　　帝国主义所以对华侨不敢下手，一是因为祖国的强大，二是华侨人多，在经济方面也形成一种势力，因此，他们不敢轻视。要保证华侨不受压迫，唯一的办法是依靠华侨自己的团结，很广泛的团结。而要做到进步分子和中间落后分子以及国际友人之间的广泛团结，这主要靠报纸。报纸是喉舌，是思想的领导者。因此，进步的华侨报纸应具备以下两点：一、立场坚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便于生根。只讲原则性，而不灵活运用原则，容易使报纸办不下去。但如果一味讲灵活，也会放弃基本立场。

　　华侨报纸首先要克服一个最大的倾向，是照搬国内报纸的做法。应该确立侨报的新闻作风：一要群众化，不是单给先进分子看，而是给几十万、几百万群众看的；二要报道祖国。帝国主义的新闻方针是企图封锁新中国的真相的对外传播，因此，侨报要报道祖国，在三两年内全部侨报都登祖国的消息。

　　我们的消息应该是：明确、确实、不“客里空”。毛主席反对资产阶级那种耸人听闻的作风。要可靠、真理、真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尽管因此有时时效会慢一点也不要紧，这是争取读者的信任，应当稳稳当当地做。

　　报道祖国的消息要讲究写法，便于侨报登载，不致妨碍其生存。因此，新闻应该保证做到：首先，调子要低一些，不光进步报能登，应使中间报、甚至落后报都能登。否则就不用办中国新闻社，有新华社就够了。其次，应和新华社有所分工。新华社讲过的我们固然可以讲；新华社不准备讲或少讲、而应该向国外大讲的，如侨乡新闻，这些就要中国新闻社来发布。报道方式要具体生动。生动不是庸俗，而是有高度思想性的。再次，不要以为是对华侨说的就可以乱说；不能随便报道国内的事情，只能讲已讲过的，而加以生动的补充说明。我们只报道国内消息，不搞国际新闻。中新社的业务范围大致是这样。

　　根据以上方针，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新华社已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华侨多数收听它的新闻广播。因此，中新社稿件面对的困难是：如果只稍为更改几个尖锐字眼，如“斗争”改为“奋斗”，“坚决”两字一概删掉，那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人家就宁愿收听、录载新华社的。另一方面，报道国内消息，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有一个时期，新华社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播更多的内容，把一些稿件压缩，但听众听了就提出意见说：一压把骨头和肉都压掉了，我们宁可多花一点时间听详细的。所以一定要使人家感到适用，而且有分量。这是否把现在的要求提高了呢？是的，要办就得提高，不提高就不办。我们的稿件每个字都要有它的目的性。这任务是艰巨的，是一件新任务，对新华社老干部来说也是这样。固然，在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的稿件也曾经要求照顾国民党统治区，但是那毕竟还是国内，现在我们的报道是对国外的，我们要做的是彻底粉碎美蒋阴谋。因此，首先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所以，如果把中国新闻社的稿件简单化，那是完全错误的。处理中国新闻社的稿件，首先要了解华侨的特点和侨务政策，还要熟悉新闻业务。这样才能把稿件加工好。因此，要做一个中国新闻社记者是不容易的。第一，要熟悉国内政策；第二，要熟悉侨务政策；第三，要了解华侨侨居地各种情况，包括那里的革命斗争。这样，在报道时才不会和当地情况有所抵触。我们报道国内的消息，必须加上这三条才能通过。否则，消息会有片面性。因此，写消息不能用“随笔一挥”或“倚马万言”的态度。“倚马万言”是要不得的，他只能是废话连篇，那是凭兴趣，不是向人民负责的态度。我们的稿件要每个字斟酌。这就得靠我们的事前准备。

　　过去，我当新华社社长时，毛主席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如：某某地方加了一个标点是什么意思？某某地方多了一个标点把意思割裂了……等。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他都注意。因此在处理稿件问题上应建立一个制度——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层层负责。要确立这个纪律。没有纪律的新闻社，它将会替敌人服务。新华社就是严格执行这种纪律的。有了严格的政治立场和政策思想，有了严格的纪律制度，才能有所成就。不要以为中国新闻社是民间私营的、就可以随便一些，不必严格。国外华侨，只要你是从新中国发出去的消息，就认为是国家的呢！

　　毛主席说过：胆大心粗和胆小心细的人都不能做新闻记者。应该要胆大心细。想做到这一点，当然还需要提高思想认识和加强理论学习。

　　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将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

　　大家只要肯虚心、抓紧，不放松，就可以把工作做好。此外，应研究如何和广东、福建侨乡建立联系；研究侨报动态及其存在的一切问题。这些，明天起就得做。这样才能把工作搞好。说不定现在每天发5000字，很快就能发8000字。这需要我们加强学习，互相团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新闻工作作风。

　　这个担子是重的。新开始做这项工作的同志要加紧学习，提高自己，以便能逐步挑起重一些的担子；老的同志，更应挑起这副担子，大家要咬紧牙根来搞好这件工作。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